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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私人藏书]悠扬之水,载来源头的诗意

2022年11月15日 07:56:218百度已收录

(见有人在此谈扬之水,忍不住把旧文在此再炒冷饭。“即将出版的《先秦诗文史》”等时间用语,以及扬之水本人极力反对的阿拉伯数字,都不克修订。看过的朋友不必往下读了。)

  两个关键词

   要仿效孔子对《诗经》“一言以蔽之”,简单地形容扬之水,我想该是两个词儿:“诗意”,以及她这个笔名本身。即将出版的《先秦诗文史》,便正是“悠扬之水” 从远古天地载来的又一抹“诗意”。

   “诗意”是个被用滥用俗了的好词。按我们通常的理解,扬之水其人其文当然也当之无愧:对书的痴迷疯狂,买、读的多和快;总是在农历廿四节气,用一手“明清闺秀小楷”写着尺牍;笔下无论评书、说史、记游,还是探讨衣饰、器具、民俗、建筑、乐器、玩具等“寻常日用”,都能描画出“无限情味”,发掘出美与意趣……但我把“诗意”用于扬之水,还有追本溯源的一解:“《诗》意”。

   扬之水与《诗经》有一份深长的“旧契宿缘”,早期的笔名、一些书文的名目,都出自《诗经》。后来,她放下这些优雅、漂亮、洒脱的书话、散文,适时地离开《读书》编辑部,(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这份杂志,集文人情致与思想锋芒于一身,学术深度与好看可读并重,既有厚实的现实感,更有清雅的书卷气。后来的《读书》就不是同一回事了。)“去皓首穷经”,由“文”而“学”,由“今”而“古”,精神轨迹愈发深远,2000年,接连出版了《诗经名物新证》和《诗经别裁》两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著述。

   对于《诗经》,我总是恭敬欢喜,吟诵那些简朴优美的好句子,宛如置身开阔明朗的初生天地,所遇所亲,皆是淳朴先民,悲戚欢欣都是坦荡荡的(如胡兰成所谓:“直见性命,所以无隔” );又似掬饮源头清水,有一份洁净的欣然、丰盈的悦乐。而扬之水的情怀、见识、文字、学问早已令我倾倒,(尤其在“文”之外有“学”,虚实结合,抒情有厚实的学问打底,不象单纯的文艺家易流于虚浮、小家,且能见出对人生多种可能性的开拓。)由她来叙写这人类文明的春天,是让我欣喜的上佳人选。

   至于《先秦诗文史》,所论范围从广义来说,也是这片人类文明初开、万事万物尚还活泼可喜、车未同轨书未同文的非大一统天地,与两部《诗经》著述一样,都是“《诗》意”地展示了这一时期的人文气象——扬之水论罢《诗经》又来写《先秦诗文史》,并非偶然,乃是一脉相承的,它们都属于先秦社会、文学的研究课题,共同组成她有意识地构筑的一个带个人化色彩的精神世界;她近年选择这个研究课题、构筑这个精神世界,是一种情结,更是一番心意:体现着对文明源头的眷恋、爱惜,并由此关注到我们曾经有过而终于消逝了的美好。张中行曾引其自表,谓取“扬之水”这笔名“无何深意,只是念一遍,觉得好玩而已”,但我妄作解人,总感到她真的就象一道从洁净自然的初生天地悠扬而来的流水,为我们这个喧嚣与骚动的时代带来了——

  源头的风景

   象《诗经名物新证》(下称《新证》),作者由名物证《诗》证史,最终把“文学之源头”、《诗经》时代的美好天地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,正如其“前言”说的:周人“创造了一片几乎是一去不复返的灿烂与辉煌”,“经历了开辟之艰辛的周人,礼制初建,纯朴未失,天真未泯,而新鲜的理想,蓬勃的创造力;充满开拓之信心的精神与力量,却又带了明智与严肃的敬畏之心;弦歌为讽激烈切直,而始终不失温柔敦厚,这种种精神素质,铸为诗之内容与形式的完满谐和,性情与礼义、情意与功用的圆融合一。它是‘第一’,也是‘唯一’”。

   这方面《诗经别裁》(下称《别裁》)表现得更直接、更深情流露、更引人注目。它于《诗经》精神之所取,对那片远古天地的爱慕、歌颂和展示,是搔着我痒处,令我大感会心投契、最为称意欢喜的地方。在《抑》篇里,作者引胡适的说法,称《诗经》创作的主要时代为“诗人时代”。全书她便屡屡以赞叹的口吻,描绘了“诗人时代”中人情、事物种种的好,包括《诗经》本身的好,“源头之水总有着清澈的可喜和可爱”(《般》篇):“那时候,《诗》不是装饰,不是点缀,不是只为修补生活中的残阙,而真正是‘人生的日用品’(顾颉刚语)”(《关雎》篇);那时候,诗歌是浑然天成的,“没有一点儿意思要取巧” (《小毖》篇);“那时候,鸟兽虫鱼山川皆可以与人共语”(《樛木》篇)……

   《别裁》在写法上有两个特点,实际上也是从另一角度去追怀那一时代、那片天地,可算是正面赞美之外的侧面反证。

   其一,作者以博学和见识,从浩如烟海的前人(对《诗经》来说则是“后人” )评注中筛选出佳善、可心者,同时常常指出部分前人评说的不到位:或拘泥纠缠于琐细事物,或隔阂地以后世的情形度远古,或迂腐地执着于政治、社会层面,而不能以心以情去评析。她梳理、匡误,卸去了政治、社会等等“外壳”,见出注重“情意”、回归诗的本意那样一份通脱(如止庵《跋》指出的,是“以《诗》为《诗》”的“还原的读法” ),更由此证明了后不如昔,证明那淳朴美好的时代与人性之不可企及与一去永不回。如《泽陂》篇、《桑中》篇,指出它们“不关乎‘美刺’”,对所写男女幽会背后的意思,“我们今天……可以不问”——真是这样,“刺”都是后人想出来、加上去的,在淳朴自然的初民胸怀中,何尝有那么多君子顾虑、小人心腹。“不问”之意,在《遵大路》篇、《击鼓》篇、《蒹葭》篇等处都出现,作者本大有考辨之学力,不会因重视虚的“情味”而完全抛离实的一面,只是注重本质,不屑于过分的繁琐考辨,不耐烦越扯越远的攀附解释罢了。她的心怀贴紧《诗经》的时代而超越了前代无聊注释者:“《诗》总是有本领把微生的人间乐,全作得一如襄王之梦中。说它是臻于生活与艺术的统一,那是后人总结出来的理论,而在当时,恐怕只是诗情的流泻。惟其如此,才更觉得这平朴与自然达到的完美,真是不可企及。”(《静女》篇)——初民本是那样“无所用心”,后世虚妄拔高的评说其实是“隔”。(作者在书内经常就《诗经》探讨“文章作法”,当中最得我心的,便是这个以“微生尽恋人间乐,只有襄王忆梦中”为喻的阐述。)她推重那时人们的“如此胸襟,发之于诗,抑扬飞沉,都是坦率和真诚,没有遮掩,无须矫饰,一片纯美洁净的澄澈和明媚。”(《遵大路》篇)而她也正有那初生天地中人的开阔、通达胸襟,《汉广》篇的末段便可视为一种概括:“与道德伦理无关,而只是一份热烈、持久,温暖着人生的精神素质。《诗》写男女,最好是这些依依的心怀,它不是一个故事一个结局的光明,而是生命中始终怀藏着的永远的光明。它由男女之思生发而来,却又超越男女之思。虽然不含隐喻,无所谓‘美刺’,更非以微言大义为为政者说法,却以其本来具有的深厚,而笼罩了整个儿的人生。”到最后,我们也只能象她在《樛木》篇中那样发出悠悠一叹了:原诗是“质朴”、“深厚”的,“努力为自然灌注道德的内核,则全是后人的心思”,把诗意解作“后妃逮下”是如此可笑,“这时候才真的感觉到《诗》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。”

   其二,她善作“横向比较”,也喜“纵向比较”,即述某诗时,常取《诗经》中同一母题、内容相近者合并论及,又常举证后世诗文脱胎于或类于该诗者——但这样做时,她往往重在指出后世诗文与《诗经》的差距。这既是学识的体现,也是一份感慨:那才是真正的“诗人时代”,后人再怎样花心思,都回复不了《诗经》的境界了。如举《古诗十九首》“迢迢牵牛星”末四句由《汉广》脱胎,“但《汉广》却没有如此之感伤。《诗》有悲愤,有怨怒,有哀愁,却没有感伤。这一微妙的区别,或许正是由于时代不同而有的精神气象之异。”又如《击鼓》篇、《黍离》篇,指后人相类之作,没有“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”那份“不为一时一事所限的人生之悲慨”,和“把丧亡的哀恸全部来担负”的沉痛,都只是“作局外人言”。《君子于役》篇,引张潮《江南行》,指其“虽思有共通,而诗境却相去甚远……只是在用巧”。被她“挑剔”到的,还有陆机、宋玉、张华、王粲、曹植、陶渊明、苏轼、李白、杜甫、常建、孟郊、柳永、吴文英等等名家名作,至若《硕人》篇,引《管锥编》意见,指白居易、李商隐诗与“大夫夙退,无使君劳”的句意“貌异心同”;但她接着说:“不过白、李真的是‘刺’,(原诗作者)卫人则纯是本着世间人情作推量和体贴语……乃貌似而心不同。”这里,不但见出后人之诗不如《诗经》,也见出在理解那片初生天地的人心方面,连钱钟书都有不如扬之水了。

   《别裁》与《新证》所谈重合的只有《七月》一篇。据我私见,后出的《别裁》对此诗并没有什么新的独特看法,作者之所以会如此重视不惜再写,恐怕是因其描绘的先民生活可作为《诗经》的一个代表。正如《新证》“前言”说到《七月》一诗时谓:“诗的时代,人与自然是和谐的,却更是功利的。以功利之心而犹有深情,此所以诗之为朴、为真、为淳、为厚,为见心见性之致”;《别裁》之《七月》篇则指出那种“心中甚以为亲切的风土和人情。”重复写及,大概反映了她心恒系于这片平静又热闹、艰劳又不乏美丽、质朴又有感情波澜、不无悲苦但却坦荡自然的远古天地,那样一种情结吧。

  “《诗意》”之内核:人情

   然则,扬之水的“《诗意》”,已可从上面的介绍约略见之,其最本质所在,是“人情”,是活跃的、实在的、现世的人生与人性。

   对“人情”的重视,以“情心”去体会和切入研究对象,是扬之水一以贯之的特色。早期《终朝采绿》等书对“寻常的美”的关注,便绝非小文人的无聊赏玩,而是一种“万物总关情”的入世心境,该书《炷头鸟之歌》篇中有谓:“世情固恶,但不食人间烟火的栖隐大约也只属理想之境……倒是朴朴素素地去生活,反更实在些”。她对那些古物闲情的投入,原是对人间的投入,是源于一种踏实的生活观。情怀是出尘的,文字是脱俗的,但又绝非极端地站在尘俗的对立面,不食人间烟火、只追求深刻理念的迂夫子。出世与入世结合得这样好,是我至为欣赏的境界。有这样的“人情物理”,才能通达不迂,在埋首于考据学问之余,提出超脱、深刻的见识,如《闲话》谈“以史为鉴”,《虹有两只脚》谈爱情与婚姻的关系,《建筑中的历史》谈商品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关系;尤其是“如翚斯飞”一辑,出人意料地为钢铁水泥的工业化程序化现代新建筑叫好助阵——她是看到了现代建筑虽缺乏古典文化气息,但却能满足普通人的需要。这种不从“文化”而从人道出发,不凭个人趣味取向而认清历史大势的明达,实在难得。我们尽可私心里依恋古典、沉迷繁丽,但不能为一己私情而放弃理性评判,把个人好恶和观赏性的文化强加于时代与民生。扬之水于古典优雅于观赏性文化一往情深,自非一般附庸风雅者可比;但又能不忘抬眼看到外面真实的世间、身边真实的生活,则又非不知今夕何年的遗老遗少可比了(这恐怕跟她开车卖瓜的早年经历有关)。还有《脂麻通鉴》的史论,那岂止是说古事呢,几欲穿纸而出的,是她对人世与人性的一份怆然悲悯,那是更高远的见识,也是更深沉的人情了。

   “《诗》意”中的人情,更完整、集中的体现还是在两部《诗经》论著中。《新证》的“前言”谈写作目的,说力求在《诗经》所咏与具体实物二者之间的遥相呼应处,接通它们的联系,去透现历史风貌;她从名物出发,兴趣在于附丽于名物的情与意、史与思。为此,她“揆之情理,参之物理”,从“物象”中表达“心象”,为历史注入了生命的气息,如“编缀起礼仪与人生曾经有过的一种诚挚与温厚的结合”等等。全书考证和复原的是草木、鸟兽、虫鱼、宫室、车服、官制、祭祀、礼乐、兵、农……,但却由这些“可见之纷繁传达出一个可会可感、深微丰美的心之世界”,以及实实在在的人生、社会生活图景与生活情趣。

   至于《别裁》,其《前言》就坦言:“……于诗不必是达诂,却是于人情见得深透,而我们正要以此情此心读《诗》才好。”第一篇谈《关雎》的第一条注释,引她颇为欣赏的牛运震《空山堂诗志》之说:“只‘关关’二字,分明写出两鸠来。先声后地,有情。若作‘河洲雎鸠,其鸣关关’,意味便短。”由这开始,一路下来,全书所谈便紧紧扣住“情”这一中心,“富人情”、“解风情”的前人阐释总为她赞赏,她也总以一种诗人的情意、女性的心眼,去印证远古天地的人情,去展示那些忧伤与悦乐的灵魂,去反映《诗经》男女种种切实的生命感受。除上节已举到的一些例子外,还有如《东山》篇写到的:回乡的路“长得足以满满装载三年的思念”,又“近得可以窥见所有的故乡风物”;“对家居之微物的爱惜,便牵系了无限的离合感慨。‘自我不见,于今三年’,又浅白,又平易,不着一点儿形容,然而生存的缱绻,依恋,全部的形容,尽在其中”;“雨贯穿全篇”,“从头到尾只是归途中雨,点点诗思于是尽被雨打湿。” 又如《君子于役》篇的:“夕阳衔山,羊牛衔尾的恒常中原来是无常,于是一片暖色的亲切中泛起无限伤心”,等等。书中这方面的种种评述:“知情识趣”,“更是知心”(《关雎》篇);“在最家常处,也是生存最根本处,写出深深的忧思和怀念”,“我们与其观世,不如观思;与其感受历史,何如感受生命”(《君子于役》篇);“密意深情,多半不离寻常日用之间”(《樛木》篇);“诗人原是把天地四时的瞬息变化,自然万物的死生消长,都看作生命的见证,人生的比照”(《关雎》篇)……正可用来评作者自己。至于《考槃》篇,述该诗写退隐,“然而‘永矢弗谖’,‘永矢弗过’,‘永矢弗告’,斩钉截铁中,却分外见出顾恋”,这种“非忘情于世的出世”,(《白驹》篇亦有相类意思)又何尝不是关爱现实人生的扬之水本人的情怀呢?

  “《诗意》”之外在:文字

   扬之水“《诗》意”的另一突出之处,是其表达形式——那象《诗》一般优美的文字。

   她的文章仅从阅读审美的角度而论也是一流的,那份清丽、幽雅、绵密的漂亮,总令人舒心愉悦,张中行便说过:“就是不问内容,也无妨读读,当作美文欣赏”。我每在春秋佳日欣然捧读扬著,那种荡涤心灵的美的感受,溢满怀抱,直可用她在《终朝采绿》之《书外品》文中所引的半副对联来形容:“犹春于绿,俯拾皆是。”而到近年的著述,文字更且沾染了初生天地的气息。

   《新证》与《别裁》乃是一“实”一“虚”、一“物”一“情”地分别阐释《诗经》,从而共同反映出《诗经》整个的风貌,也完整地呈现了她对《诗经》的精神联系与研究成果。她在2000年冬至的来信曾提及,原以为后者会稍稍好看一点儿,但读者的评价似乎相反。我想,这也许是因为《别裁》那“虚”的“情”,需要读者沉潜玩味,细细品赏,不是人人都有这份静心,且就算领会了,也未必都同意这些因人而异的情怀情绪,及由之萌生的意见。而学术味更浓的《新证》,(看那繁多的注释、那粗略估计近千种的引用文献目录即可知。顺带一提,扬之水于这种细微处也很是规范、不苟,连书话亦在文末列出所谈书的资料,深合我意。)能“出乎意料”地博得一片喝彩,乃是因为她用生动、可人、漂亮的文字,点缀了那么鲜明的个性化情思去写考古文章,是新鲜而成功的创举;学术考据而能有此雅丽文笔,使名物在纸上呈现得那么实在、缤纷、好看,即使对一般读者也是引人入胜的。我才疏学浅,且对其文之佳早已有“心理准备”,但读来仍是超出预料地欢喜,为之倾倒、入迷。象证《小雅•斯干》那篇,实为一简明的远古建筑讲解,读者被引领着“登堂入室”,犹如置身其中,听她娓娓解说,清澈明白,没有厌闷,只有欣悦,好好见识了一番初民的居室。是以孙机《序》赞其“细腻的文笔”,“带给读者的是科学的清醒,是诗思的摇曳”。而她评《斯干》的:“用了简净的文字,写出韶秀,写出明丽”,“虽是庙堂舞曲,却仍有动人之处”,“有神气,有情致”,“处处点逗情思”,移之用于评她自己也非常恰当。(扬之水的锦心绣口、清词丽句,每每可借以形容她本身。)

   至于《别裁》虽是在“务虚”,篇幅也比《新证》少,但份量并不比看起来更象学术著作的《新证》轻,它只是把学术著作用文学的方式去写,从而“臻于二者合一的境界”,成为一部抒情的论著。文字在当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,那些美文没有减弱它的学术性,而是相得益彰,因为正如《新证》“前言”说的,《诗经》,“第一是文学的”。

   文字好,是有她明确的思想观念为导引的。这从她三次与笔者的笔谈中也可见出:赐赠《新证》的题语,首先谈的便是“文字”;2000年清明来信中说:“我总把学术与文字看得一样重,其实用心作文岂不就是一种学术态度,我希望能够臻于二者合一的境界”;2001年春分前夕来信中说:“用雅驯的语言而又讲得通俗,这是我认为最好的……如果不得不牺牲其一,我只好牺牲后者。”

  一脉相承的《先秦诗文史》

   上引最后那句平和然而坚决的话,是谈到《先秦诗文史》时说的。当我们已明晰了扬之水的“《诗》意”所在,也就可以之简单地概括这部新著了:人情、文字,仍是它的鲜明特色。

   “礼乐制度中最可珍贵的,竟是人情。”类似的观点不必多引。我尤其喜欢她说《论语》:“中和平常,最是难得。作为为人之德,它于人生之本分略无增加,不过尽心率性而已。若施之于为文……其一,立意合于物理人情;其一,修辞求其惬心贵当”的说法。对崔述的批评亦令我击掌。崔对孔鲤趋庭答问一段表示怀疑:“……何以教门人独详,教子则略乎?恐圣人不如是矫情也”,扬之水说:“……持了这样的标准,却怕是难以论文了。”确实,持了那样的标准,岂但难以论文,怕亦让人难以做父亲和老师了,“矫情”的不是孔子,而正是崔述本人。至于她赞《论语》“第一好在为文的情怀与境界”,“为文总是回旋于平允宽和、恳挚切实的空气里”,“气象冲和,气质清明”,“委折入情”,“写人情之深厚处,文字却是温而简”,“质雅,简净,文字的节制几乎到了极点”,等等,则正可拿来评说本书——与她的其他著述相比,本书的文字依然是优美的,但也有些许差别,就是更加凝练、节制、简净,只点出最根本处而不多作枝蔓缠绕。这种风格令人象是被带回到先秦文学那种“有工力的淳朴”境界,论与所论,圆融合一。

   全书的写法也象其文字一样“内敛”,这也是“《诗》意”之外,《先秦诗文史》另一为我瞩目的特点,即:摒弃了把文学之外的东西拉进文学史这一习见的弊端,回到文学本身,从“人”与“文”出发。即便不论内容,凭这种“《诗》意”和“内敛”的写法本身,置之林林总总的文学史中,它也是令人耳目一新,具有文体研究价值的。

   这是当今学界的一荏收获,情怀、见识、文字、学问,我评价学人文士的这四个要素,在此书中依然有突出的反映,读来一如以往佳作,是畅饮一盏清酒、醇和浅醉的享受。然而因为太喜欢了,面对她的节制、凝练,便略有“不够过瘾”之感。比如,还是关于孔子,她用我所欣赏的带性情化的写法,活现其人情味,基本上,孔子与《论语》的好处都说出来了,但有一点似乎展开得不够,即不偏执、讲情理的文风与人品对后世“品格与精神的厚惠”、“浸润深巨”这一层意义。我觉得,孔与孟可说是后世两大文字风格的源头,一随一激,一讲情理一好辩驳,一冲和家常一咄咄逼人……几千年来,这两种风格或同时并行(如近代绍兴周氏兄弟),或轮流坐庄(如经过几十年“孟体”横扫一切后,近一二十年“孔体”又得以重新抬头渐成气候),总之,说它们共同组成了“中国文风”也不为过。进而言之,它们还是两种人品的体现。若从这个角度去强调一下,我想是很有意思的,甚至有纠正那种偏执、不讲道理的世风之效——当然,这就落入赋予文学以世俗功利意义、拔高其作用的俗套了,扬之水没有这样做,可理解其为对“内敛”的贯彻吧。

   “怎样写”是一个问题,“写给谁看”也是一个问题。此书内容精当,体例亦佳(如每节后附对前人注解本的介绍简评我就很喜欢),但又没有习见文学史的程式化框框,因应内容,随笔婉转,甚是可喜。然而因为它的清高出尘和内敛节制,使我有点担心它对普通读者的意义,扬之水所谓情愿牺牲通俗,亦正指此。

   不过细心想想,从更高的层面去看,这种担心又是不必的。这部“《诗》意”的文学史(以及那两部《诗经》论著),固然可说是为当代学术事业而写,给学术殿堂增添了既别有个性、又具有典型意义的珍品,替学术史标上华彩的一笔而足以传之久远;但又确是为广大读者而写的,因为,它们把天地初开的远古人文世界精美地重现出来,从而令我们能将文明、文化的“今生”与“前世”接上联系。(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“源头”的意思。因此刚才会对她没有充分写出孔、孟的源头意义表示可惜;更因此,我才把同是对“源头”进行探究、展示的《先秦诗文史》与《别裁》、《新证》并论——它一脉相承的,其实岂仅是“人情”与文字,如我开篇已说到的那样,她一口气写下的这三部书,实在是由个人心意统领的一个整体。)绿水长流,扬之水其来有自,也为我们带来了又一份源于初始处的好礼,如此美意与辛劳,实为我等后学之福,有心人是该合十感谢的——不一定“通俗”到人人爱读,但就算存之于架、作书房清供,也是应该且合适的吧。

   我写此文,不说“知恩图报”那么严重,但确是出于一份致谢、致敬的心情。我与作者谈不上有深交,但对给予了自己极大的精神享受、营养和“厚惠”,甚觉合意畅怀的佳人美籍,总感到当有所致意。(这为的不仅是施惠者,还是自己,因为这其实同时是在作私人的回顾、生命的盘点,是对自己的来龙去脉的清理和确认。)

   同样,我觉得扬之水写的这几部书,也是她在向中华文明的源头作出这样的依依致意——其实,她还是替健忘的我们、替走得太快太远的时代做这般好事呢。然则,当我们捧着这几部书,感受作者“从那么邈远的地方,递传过来触手可温的情思”(《别裁》之《氓》篇),便是多重的领受了。

   饮水思源,人是该有这份珍重之心的。

   2001年8-10月